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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到纽约的目的，主要是访问当年南京红十字会会长、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要成员、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·马吉的儿子大卫·马吉夫妇。因美国人特别看重感恩节和圣诞节，节日里只是家庭团聚，一般不邀请客人，我们只能在纽约等待，正好趁机与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朋友进行交流。在这里，还巧遇了本馆围墙上《劫难》、《屠杀》、《祭奠》三组浮雕的主要设计创作者钱大钧教授夫妇，这是我多年一直寻找未果的人物，又是南京老乡，双方均有“他乡遇知己”的感觉。

　　大卫今年八十多岁，身板硬朗。因子女在外地工作。老俩口单独住在这里。我与大卫夫妇前年10月在南京相会，他们向本馆慷慨捐赠了保存近六十年之久的，其父约翰·马吉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拍摄日军暴行所用的16毫米家用摄影机，后又应我们的要求，回美国后寄赠了4盘当年的拷贝原件。去年，我馆派员来纽约征集资料时，曾造访大卫家，得到老俩口的热情接待，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。此次，我是登门致谢，并看望两位值得尊敬的老人。想不到，这位半岁时随父母去南京，并在南京上了幼儿园、小学的“南京老人”，至今对南京感情很深，再次慷慨地将他家墙上挂着的，“民国二十三年（1948年）国民政府授予其父约翰·马吉的奖章（已失）证书”捐给我们。更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，其太太捧出了两本厚厚的资料夹，我们惊喜地发现了“日军发给约翰·马吉先生的两张通行证（1938年5月—6月、1942年）”，虽然都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，但至少可以验证，马吉当时的确长期留在南京（1938年后回美国几年，1942年再次返回南京至1951年）。此外，我还找到了马吉先生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出庭证，上面有东条英机、松井石根等战犯和11国法官姓名和座位号（印、荷、加、美、英、澳、中、苏、法、新、菲），还有两封被马吉救助过的南京难民给马吉的感谢信，上贴有他俩（男女）照片和红十字底条。我们还发现了马吉先生1946年从日本横滨入境的护照，说明他的确曾赴日本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。还有几十年前约翰·马吉收藏的当时英文报纸，以及用打字机打印的英文书信等等。望着这一大堆新发现的史料，我们的兴奋溢于言表。陪同我们的陈宪中会长也说，我来马吉先生家有几十次，这些还是第一次看到。遗憾的是，大卫先生以还没有与家里人正式商量，没有取得全体家族的同意，以及有人要替他父亲写书为由，未能将这些宝贵的史料当场捐赠给我们。不过，老人爽快地答应先由陈宪中会长复印后，提供一套复制件给本馆研究。

　　她告诉我们，她的中国名字叫“密涵瑞”，是她的父亲密尔士给她起的。谈起她的父亲以及她自己与中国的往事，密涵瑞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流似的，顿时滔滔不绝。她说：“密尔斯生于1883年12月1日，后来加入了美国青年会，曾长期在中国生活，也去过日本。从1915年到北京，在那里生活了四年。1919年他到东京，1920年我在日本出生，几个月后，父母带着我到达中国的汉口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。1924年10月9日，我妹妹在汉口出生，取名马莉·密尔斯。1925年我们全家人回美国。1926年，我们全家又到南京，住了不久北伐战争打响。1927年3月24日，所有外国人被赶到上海，我们全家去日本小住，我在生病住院两个多月出院后，于当年秋天回上海，我在法租界上小学一年级。1928年我父亲只身一人回南京工作，1929年夏天我们全家人从上海搬往南京与父亲团聚，我在南京五台山美国人小学读书。这所学校刚开始时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一共只有16个同学，我的父母亲担任老师。1931至1932年，按惯例每6年时间要回美国一年，我们全家回美国一年，我也在纽约上了一年学。到1937年时，南京的学校差不多已有四十多个学生了，学校实行九年级制，从一年级到九年级，其中有一年时间回美国读书。我于1937年高中毕业，6月底回美国上大学。记得当时从上海坐船到旧金山，差不多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，再花三天时间，从旧金山坐火车到达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，在威士里女子大学学英语专业，与宋美龄上的是同一所学校，孔祥熙的二女儿与我是同班同学，我们称她“孔二小姐”。1941年6月，我在这所学校毕业。”

　　说起南京大屠杀，她说：当时母亲带着妹妹回到美国，父亲只身一人留在南京。“我父亲和贝茨请拉贝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，因为拉贝是德国人，与德国是同盟国，由拉贝出面保护中国难民能行得通。拉贝答应了我父亲和贝茨等人的请求。拉贝的确是个好人，在当时安全区委员会中，最主要的人是拉贝，如果不是他，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要被日本军人杀掉，我父亲、马吉、贝茨、麦卡伦、史迈士等也为保护中国人做了很多工作，但都比不上拉贝。我与拉贝一家很熟悉，拉贝这个人智慧、幽默、待人热情。战后，我父亲一直想见到他，但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，我也打算去德国见拉贝的女儿，但一直未能成行，现在成为遗憾。”

　　密涵瑞还回忆到他父亲遭日本人迫害的经历。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打响后，身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也遭到了日本人的迫害。她的父亲被日本人关进上海集中营，差不多两年时间，受到许多的虐待，例如，日本人故意将米饭里掺进碎玻璃渣，让你一边吃，一边挑，一顿饭要吃很长时间，饭全凉了。她父亲由于在监狱里营养不良，身体虚弱，体质严重损伤。1943年12月1日，她父亲被交换回美国。她父亲身高6英呎一吋（1.85米左右），交换时体重只有96磅（八十多斤）。但他心在中国，九个月后，又只身一人来到中国。当时他回不了南京，南京被日本人占领了，只能回到重庆。1945年8月又到上海，直到1947年2月，他因身体状况欠佳，回到美国。79岁在纽约病故。

　　密涵瑞大学毕业后，也来中国工作。1951年申请回美国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，未被批准。1951年7月25日，她莫名其妙地被捕，被带到北京的一座监狱里，在狱中呆了四年三个月零两天，当时她想，我是研究鲁迅文学的，有什么罪呢？只因为中美交战的因素受到牵连。尽管如此，密涵瑞依然喜爱中国，中国永远是他们全家人最喜欢的地方。1955年10月28日，在联合国的交涉下，通过中美两国大使会谈，她被释放了，并准予从香港坐船回美国。回美国后发现有肺病，她住进纽约城外的疗养院，疗养了三年时间。1959年开始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中文，先在哥伦比亚大学，后来又在康耐尔大学、密西根大学教书，直到1990年退休。

　　明妮的墓碑是用暗红色的花岗岩制成的，上部用中国的隶书字体写着四个字：“金陵永生”，下面用英文刻着几行小字，大意为“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中国传教28年的神的使者”。墓碑后约一米处，长着一棵高大挺拔的青松树，树直径约50公分，高约20米，在整个墓地中是唯一的高大树木。辛迪告诉我们，这个墓地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，这棵树是1941年明妮下葬时栽种的一棵小树，迄今已有六十多年。她指着左侧的另一块灰白色墓碑告诉我们，这是明妮的哥哥和嫂嫂合葬的墓碑。明妮生前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很少，死后特地将他们葬在一起。看到眼前的一切，我突然想起前几年去柏林约翰·拉贝墓地时的情景，那天也是白雪皑皑，拉贝墓地也有一棵参天的大树，这大概象征伟人们洁白无暇的胸怀和伟岸的人格精神。

　　接着，我们跟随着辛迪去了她家里拜访。辛迪原为一所大学教师，今年去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。她其实是明妮家的第四代人，她的三个姑妈，也就是明妮的亲侄女们，目前仍健在，一个95岁，一个94岁，一个87岁(住佛罗里达州)。明妮的孙辈们有三女一男，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。在辛迪家，我们见到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两大箱有关明妮的资料，其中包括有数百张历史的照片和明妮个人的日记、书信、护照、通行证、红十字袖标等，也有难民给明妮的感谢信(一封为南京周必由巷人，一封为北京人)。我对辛迪进行了简单地采访，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征集这部分文物及资料。辛迪说：目前，她大姑妈坚决反对捐献任何明妮的遗物，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派员来此征集，被大姑妈一口回绝，并表示，在她死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提捐赠明妮遗物的事。不过，辛迪表示，她个人认为，明妮的这批遗物，放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最有价值，大姑妈死后，她意向捐给南京馆。最后，辛迪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，将于明年去南京，将这些宝贵的文物资料提供给本馆先行复制展出。对于这种慷慨的承诺，当然使我们喜出望外。我们诚邀辛迪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，其实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。我们与她合影，以作纪念。

　　夏威夷群岛是在200万年前由火山爆发而形成的，后由土著民族玻力利亚人生活在这里，并建立了王国。该岛又称霍洛罗鲁，是“避风港”的意思。一千八百多年前，该岛以盛产珍珠而闻名，又称为珍珠港。1891年，美国推翻了岛上的土著王国。1959年8月21日，这里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。它由8个岛屿组成，最大的岛屿为檀香山，夏威夷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这里。现在，夏威夷共有人口约一百万，其中日本人占23万，中国人仅占5万，不过，近代中国的孙中山、孙元良等许多名人都曾居住在檀香山。

　　说明来意后，我径直地问起老人的出生地。夫瑞特告诉我们，他1917年出生在中国江西省庐山上的枯岭。他的父亲里格斯于1916年到达中国后，先在南京学了一年汉语，后到庐山。父亲是个教农业技术的教授，他认为美国的农业机械和排水系统不适合中国，于是，他花了几年的时间，先后在江西、福建、江苏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，结合中国的水资源情况，因地制宜地研制出一套新的排水系统。1931年，他按惯例回美国休假两年。1933年，里格斯一家再次回到中国，里格斯在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系当教授，期间曾于翌年回庐山小住，后在南京一直待到1938年夏天回美国为止。他经历了南京大屠杀，曾亲眼目睹日军的种种暴行。而夫瑞特于1935年告别父母，离开南京，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读书。

　　谈起其父亲在中国的往事，夫瑞特记忆非常清晰，他说：“我父母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学位，双双前往中国任教十多年，父亲当教授，母亲担任金陵大学校长的秘书，帮助其打字、整理资料。日军侵占南京前，父亲与其它的外国人拉贝、马吉、贝茨，组建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。父亲负责为难民征集囤积粮食，他找到一批被抛弃的无主卡车，并找到了一些会开车的司机，以谁帮助开车拉粮食，谁就获得此车为条件，为安全区运粮食，为救济南京难民尽力。为此，父亲获得中国国民政府颁发的红蓝白三色绶带的蓝宝石勋章，还获得了另一枚勋章。”夫瑞特指着墙上的小玻璃框中悬挂的两枚勋章，我一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以前，我只是从照片中、录像中看到过这种勋章，拉贝、马吉、魏特琳当年都曾得到过同样的勋章，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实物。我仔细地察看，绶带的长度可能被剪短了，由于年代的久远，绶带的颜色也褪了不少，没有照片上艳丽。我们还看到了夫瑞特夫妇保存的他父母亲的照片，在此之前，我们没有一张里格斯的照片。因此，无论展览、还是出版图片集，从来没有里格斯先生的形象示人。我们翻拍了一些，弥补了历史的空白。

　　美国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馆长熊玮教授，亲自驾车来机场接站，将我们接到该馆。在这里，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教授、母亲张盈盈教授与我们见了面。这两位刚刚失去了爱女的老人，与我于2001年12月在旧金山见面时相比，明显瘦了许多，我们只能说些安慰的话。然后，与他们谈了征集张纯如有关遗物和手稿、照片等资料办展览的事，得到了两位老人的支持，表示愿意配合和帮助。在这里，我还见到了我的老朋友，美国知名学者吴天威教授夫妇，同时，一起接受了《旧金山记事报》、《》、《》记者的采访。